垃圾焚烧厂拒绝公开数据

月23日，中国环保组织批评垃圾焚烧厂不主动公开信息、污染物排放超标。

 

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和自然之友等， 向全国122个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后，只有42家给予了回复。自然之友理事梁晓燕说，虽然得到了42家回复，但是信息很不完整，而且是在多次行政复议申请下才实现的，“如果是一般自然情况下的申请，可能得不到任何信息！”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速，垃圾成为重大的环境问题。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中国垃圾焚烧厂将超过300座。中国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落后于欧盟标准，在二恶英浓度限值上相差10倍，因此垃圾焚烧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健康问题，并在全国很多地方引发公众抗议。

 

环保组织认为，即使焚烧厂严格履行污染控制标准，环保部门依法监管垃圾焚烧厂运行，并积极公开相关信息，还不足以保证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排放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环保组织说，政府缺乏主动公开的意愿，信息难以获得，环保部提供的监测信息也不完整。112座中，只有2座提供了飞灰监测数据，3座提供了炉渣监测数据，8座提供了CO和汞监测数据。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的毛达对中外对话说，而这些恰恰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长赖伟杰曾经是自然之友的项目顾问，他对中外对话说，“既然有42座垃圾焚烧厂公开，就说明公开是可能的。”

 

他说，政府其实没有必要遮掩。垃圾焚烧的污染问题，是技术能够解决的。公开信息越多越透明，在出现问题以后，就越有可能找到污染源头和责任人，对政府越有利。

 

毛达则对中外对话说，“政府不公开，是因为政企没有分家，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广州的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典型的例子。”

 

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第一座垃圾焚烧厂，因不回复自然大学的信息公开申请，在2012年10月底被自然大学告上法庭。

 

毛达说，李坑起初是国营，后来改制将业务转给企业，却是政府的利益相关方。政府和焚烧厂利益均沾，使得政府不能彻底地公开信息。

 

中资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说，生活在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附近生下脑瘫儿的谢勇，要求焚烧厂信息公开已经达成。但是因为环保部2012年3月8日发布公开告知书，称谢勇申请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需征求企业意见后再答复，他于将环保部告上法庭。

 

法庭判决环保部延迟答复违法，但回避了征求企业意见的问题，并驳回谢勇上诉。近期谢勇已经申请国务院裁决。
英国一直凭借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成绩以绿色先行者自居，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更表示过去二十年中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但气候变化委员会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却对上述数据提出了质疑。气候变化委员会是为英国政府建言献策的独立机构，他们在报告中提出，英国进口的很多产品在原产国生产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气候变化委员会表示，虽然英国“本土”排放量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如果将进口——也就是所谓“接入”——二氧化碳都计算在内的话，英国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实际上自1993年以来上升了10%。这样计算，英国就成了最大的碳净进口国之一（绝对量和人均量都是如此），其从中国进口的温室气体总量仅排在美国、日本、香港和德国之后。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关乎英国的碳计算体系，也将对中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经过计算得出结论，英国进口的碳排放中30%来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而其中一半来自中国。2010年英国仅从中国一国进口的二氧化碳就达到了1亿吨，与1993年的数据相比增长了一倍还多。

如果根据消费国而非生产国计算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排放量将大大减少。英国众议院能源与气候变化委员会2012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按消费国计算，中国200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大约25%。

报告还探讨了过去二十年中按消费计算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与按排放地区计算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之间的区别。由于过去二十年是中国出口产业的黄金时期，因此在中国领土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本土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本土二氧化碳呈下降趋势，但本土人口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直线上升。

气候变化委员会表示，造成英国排放数据巨大偏差的是人民收入上涨带来的进口商品消费量增加以及制造业由英国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到目前为止，英国气候变化决策者一直反对将消费纳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体系。一份英国议会2012年发表的报告援引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的话指出，这样的改变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并损害目前完全以地域为计算基准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但支持改革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的人们认为，这将使国际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体系更加公平合理。

上述2012年报告的作者还指出，如果发达国家承认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部分责任，就可以“打消将温室气体排放转移到国外的动机”。

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帮助英国减少碳足迹的方法，其中就包括标明进口商品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的碳标签，以及对中国等制造业中心进入欧盟的产品 碳税。